我抱住她,寻找她的唇。女人是水做的,这句话太他妈正确了。她一下就老实了,我们又开始寻找性的快乐。从此之后,除了星期六的晚上我必须和小波在自己的房间里做爱,再也没有在自己的床上睡过。
小波的打扮越来越像个发廊妹了,每次她来工厂找我都要吸引众多的眼球。
小莉的工厂就在附近,经常晚上跑来,我和阿罗整天都在忙着对付这几个女人,工作上也就不怎么用心了。人事主管可能觉得我们太不好管理,对我和阿罗的态度越来越差,我知道在这里的日子不长了,于是我主动跑去找香港老板辞了工。
李娟知道我要走,搂着我哭了一夜,她知道自己没有学历,能在这里当上管理人员差不多已经算是最好的工作了,她不可能离开,我们只好分手了。
第二天,我收拾好行李,到工厂财务那里领了最后一笔工资,又跑到龙华镇和小波打了一声招呼,就一个人跑到特区里来了。
我不想在关外干了,跑去找陆明。他是我大学同学,北京人,毕业后就分配来深圳了,开始在一家国营公司上班,没多久就不干了。据说他老爸在北京一个什么部当处长,陆明从公司出来后好象也不做什么事情,却从来不愁钱,光是租房一个月也要三千多。
我对他说我想在市里找个事做,不想在关外打工了,他说你这样想就对了,打工能挣多少钱?我说那你给我介绍个工作吧。他说你先在我这里住着,工作自己先找着,我也帮你打听打听。
在深圳的人都知道,如果有亲戚朋友同学来深圳,吃住还好安排,就怕人家让你帮忙找工作。我也知道会这样,所以晚上住他那儿,反正他一个人也不用住三间房,白天就跑去人才市场,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自己的工作。
来求职的人还是那么多,我又不愿意再吃技术饭,那些招聘业务员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没有底薪的,也不包吃住,我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住的地方,所以工作一直没有着落。
过了一个多星期,工作的事情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,我在陆明那里住着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这天晚上我和陆明一起吃饭,他对我说有个朋友开了个进出口公司,这几天在招人,让我去试试,不过好象也没有底薪的。我问包不包住呀,陆明说他也不知道,可能有吧。我说那我明天就去试试。
第二天我就跑去见他朋友。他朋友叫侯平,是个40岁左右的广东人,大家都叫他侯总,人挺客气的。见我是陆明介绍来的,什么也没问就说先试试吧,不过有三个月的试用期,试用期底薪三百块,不包吃,但公司提供宿舍。我心想,只要有宿舍就可以啦,如果三个月我一单生意也没有,怎么着也能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吧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和他签了试用合同。
上班才一个星期我就受不了了,太无聊了,而且一点希望我也没有看到。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工商企业名录给一些大企业发商业信函,然后就呆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,电话老响,可没一个是找我的。我心想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做呀。
我跑去找陆明诉苦,他说:“你着急也没有用呀,做生意是这样的啦,你刚踏上这一行,什么人也不认识,人家也不认识你,当然不可能马上有生意做,再说做生意有时要看运气的,等着吧,过两天我看看有没有关系给你介绍介绍。”
然后他突然想起了什么,从办公台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:“我昨天刚弄到一张批文,一万打文化衫出口美国,我打算一打赚1。5个美金,你去看看有没有人要,赚了我们一人一半。”
想了想又提醒我说:“现在纺织批文很紧张,不是没有人要,我是想帮你,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”
一万打,一打赚1。5个美金,哇塞,就是一万五千美金呀。北京这帮公子哥赚钱实在太容易!我心里开始痛骂这些赚国家钱如此容易的人。不过赚钱的机会就在眼前,我可不能把它白白丢掉。
在深圳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,更不认识做纺织品进出口的人,到哪里去推销批文呀。为了这单生意我脑子都想痛了,每天回宿舍一躺下就是1。5万美金的影子。想呀想呀,还是不知道从哪里寻找突破口。
这天在公司突然接到大学同学老赵的电话,他告诉我准备来深圳,问我有没有住的地方。我说:“你来和我住好了,反正宿舍多个人住还热闹。”
侯总为公司员工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,一间住着两个女的,是公司的财务和接线小姐,我和另外一个业务员一间,这个业务员比我早来半个月,总在外边出差,我还没有见过呢。
又有一个同学来淘金。我在心里算着现在已经有几个同学跑到深圳来了,突然眼睛一亮,对呀,还有鲍芳,她可能会有朋友做纺织品生意!想到鲍芳,我不禁笑了,她是我高中同学,刚来深圳的时候她还请我吃过一次饭,后来我看她对我也不是很热情,就没有再和她联系过。
鲍芳大专毕业就来深圳了,父母在香港。说起鲍芳的父母还有一段故事呢。
鲍芳的父亲是广东人,60年代下放到我们那里,在一家工厂当工人。因为他们家有很多海外关系,所以他父亲自然而然地就被划到黑五类了,当时他的境况很惨,在工厂里大家都看不起他。她的母亲长的很漂亮,是个舞蹈演员,也因为家庭成分太高是受排挤对象,从文工团下来之后被分配到这家厂做普通工人,结果两个天涯沦落人不知怎么就结合到一起了。
鲍芳的爷爷在七十年代偷渡去了香港,总算挣下了一份产业,改革开放后,鲍芳的父母去香港继承了爷爷的产业,鲍芳也在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,已经申请了赴港居留权,估计几年后就可以去香港了,现在在深圳一家她父亲朋友开的工厂里做事。像她这样的应该在深圳很多朋友吧?我想当然地这么认为。
第二天我给鲍芳打电话说了批文的事,她听得一头雾水,无奈地说:“什么批文呀?出口文化衫也要批文吗?我不知道谁要这个。”
我说:“不会吧?你来深圳也有几年了,倒卖批文的事也没有听过吗?”
“听说过,不过从来没有遇到过。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做这个生意吧?”
听她这样一说,我的信心一下就没了,只好对她说:“你朋友多,随便打听一下吧。”
“那我问问吧。”
她很不情愿答应了。
和她通完电话后,我的心里凉了半截,感情她根本就没什么关系呀。下班回到宿舍赶紧收拾床铺准备迎接老赵,心里却想着我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几天。
也许人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。就在我根本不报任何希望地又游荡了几天后,突然接到了鲍芳的call机。
是不是有什么消息?我赶紧回电话,那边传来鲍芳甜甜的声音:“李进南,你的批文卖掉了没有?”
“没有呀,我又没什么关系。”
“我老爸有个香港朋友是做纺织品生意的,好像需要这个,我把他的电话给你,你自己和他联系联系吧。”
鲍芳随意地说着。
我迫不及待地说好,记下她给我的电话号码后,我马上就给这个叫锋哥的人打电话。他果然对我的批文感兴趣,我们约好第二天在香格里拉大堂见面详谈。
香格里拉,来深圳后我还是第一次进五星级酒店,真是气派呀!妈的,什么时候我也能在这里住哪怕一晚也好呀。正想着,我看到一个不到一米七,其貌不扬的人向我走来,我连忙站起来:“请问,您是不是香港来的锋哥?”
“哦,李生,你好。”
我们坐了下来。我把批文的价格每打加了两个美金报给他,他皱着眉头用我半懂不懂的广东话说:“价钱好似贵佐点。”
“不算贵吧?现在批文很紧张,昨天有人开价每打四十美金我还不干呢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