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隋末战乱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的大唐帝国,有太多的事情要做。
大唐立国的前十个年头,其实都是在努力平息隋末战乱的余烬。
用文人的话来说,重整山河这四个字应该再是贴切不过,至于向四面八方的扩张,几乎都是出自内部安全的需要。
无论是中原的宿敌高句丽,还是吐蕃,倭国,都是一群极具野心的外敌,在中原帝国遍体鳞伤的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,这些外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,都在威胁着大唐的安宁。
比如那会的倭国,看似无害,可它对朝鲜半岛一直垂涎欲滴,同样也是东海之上的海盗最主要的来源地。
那是他们的老本行,海岛好像有其宿命,总是被一些畜生所盘踞,一东一西,交相印证。
当然了,这并不绝对,只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并不算绝对的规律,却在岛民上实实在在的给出了历史性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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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年,大唐东征西讨,利用战乱之中锻造出来的精兵强将,摧枯拉朽般击败了除突厥之外的敌手。
与此同时,内部治理上也在齐头并进,于前隋的基础之上,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,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
战事上的胜利,鼓舞了民心士气,同时内部渐趋安定,又提供了战争胜利的基石,即便稍有小挫,也完全能承受下来。
内外之间,相互影响,相互成就,让这个新生的中原帝国度过了危险的初生期,渐渐开始步入繁荣阶段。
这样的进程,大唐之前只有两个参照。
一个是前汉,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并延续超过百年的中原王朝,之后的两千年当中,中原百姓都自称汉人,就是因为汉王朝对于华夏有着无与伦比的贡献和象征意义。
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前秦和前隋的综合体,它们都很短暂,却完成了大一统的功业,并有着鲜明的特征。
魏晋与之相比则太过混乱且得国不正,不论是前隋还是大唐,都有意无意的将其定义为了汉末战乱的延续,与五胡之乱平齐。
所以时人皆称之为魏晋南北朝,这一段时间的故事,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几乎和诸侯割据的乱世没什么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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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方有所参照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,大一统的王朝是什么样子,又该如何去做,皆能做到心里有谱。
大唐延续了前隋的诸般国策,走上了中(和谐)央集权的道路,如果说前隋还有着汉时分封制度的影子,那么大唐便已完全摒弃了分封制。
这和李破本人的意愿以及他没有什么亲族有着分不开的关系,在他的意识当中,中(和谐)央集权是封建王朝孕育出来的最契合农业帝国统治的完美制度。
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多余的思考,因为那纯属是庸人自扰之举……
如果非要来个“突发奇想”,王莽,杨广之类的例子应该是比较鲜活的反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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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贞十年年初的这一场大朝,其实是一次回顾过去,展望未来的总结性朝会,在事先的计划当中,李破给了三省六部,以及九寺,几乎所有的中(和谐)央衙署发言的机会。
各部主官也心领神会,先表功颂德,随后对未来做出规划。
于是把此次朝会拉长到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,导致大唐元贞十年的第一次大朝开了先例。
时间太晚,李破暂停了朝会,把三省的主官召进内殿商议了一番,然后宣布今日到此为止,所有参会朝臣宿于宫中,第二日清晨再行继续。
也就是这次大朝开了两日,直到第二日午后才算完结。
不说别人,李破下朝的时候脑子都和浆糊一般,腿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。
这也怨不得旁人,大朝开始之前,按照惯例都会经由秘书省和门下省审议,然后呈上给皇帝过目的。
各个题目他都亲自审阅过,对这次大朝不同以往之处尽都心知肚明,可真拿到大朝之上,各自的话题进行展开之后,才发觉事情有点不对,却也晚了。
设置的题目太多了,一个个的却又都不好舍弃。
比如说宗教,不用怀疑朝臣们的前瞻性,除了之前对僧道的管制,诸如把终南定为道家祖庭,设置道官,录下道籍,洛阳白马寺为佛教祖地,同样有僧官记录僧籍。
另外就是严禁僧道占用额外的良田,以及接受善信的捐赠等等,这些手段都偏于严厉,限制宗教的意图昭然若揭。
以前长安贵族人家家中多设有观庙,人们也比较喜欢去周围的寺庙道观进香,然后大把的扔下香火钱。
一旦世道稍微平安些,各处观庙各个富的流油,一些僧道还会时常出没于贵族府邸,除了为贵人祈福之外,有些还成了贵族的幕僚,参与起了政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