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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67部分(第2页)

“维烈,你觉得呢?”周赫煊问。

周维烈鄙视道:“吵来吵去也没什么用,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。”

周赫煊哈哈大笑:“这种吵架放到国家层面还真有用,做事不能埋头蛮干,必须确定正确的思路。就像你解数学题一样,首先要抓到题目的重点,再确定用什么方法去解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?”

“也对,先要搞清楚问题关键。”周维烈点头道。

周赫煊又问端木蕻良:“京平有什么想法?”

端木蕻良这几个月都住在周公馆,帮着周赫煊查了不少明史资料。他说:“费孝通教授的出发点是社会底层实际情况,他在云南考察了许多乡村和城镇,处处都用数据说话。张其昀教授着眼于大局,是从政府角度考虑的。而刘乃诚教授则热衷于制度建设,他想先搭好制度框架再进行改革。但张教授和刘教授的观点,都有点脱离中国实情,未免想当然了。”

周赫煊叹气说:“中国现在就是这样,中央政府那些官僚,一个个如张其昀那般脱离基层。而大部分自由学者,又天天想着搞宪政,像刘乃诚那样盲目追求民主。费孝通这样的人反而很少,且都没有什么发言权,只能埋首纸堆而已。河南省粮食局长卢郁文,在当经济学家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,主政时却屁股决定脑袋,河南被他搞得一团糟。”

河南灾荒期间,军政两派的态度很离奇,完全出乎人们的一贯思维。

按理说,军人应该为了军粮而不顾百姓,政府更应该为了百姓而减少征购。

但恰恰相反,除了横征暴敛的汤恩伯以外,河南那边的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救灾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约粮食二两,用这些剩下的口粮去救济灾民。川军将领李家钰对灾情心忧如焚,专门跑去找何应钦,结果被何应钦一通训斥。

反倒是河南政府的官员,从上到下不顾灾荒,打着征购军粮、抗战报国的旗帜瞎搞胡搞。

“所以国民政府行将就木,未来是共党的天下。”端木蕻良毫不掩饰亲共态度。

周赫煊笑道:“这话出了门别说。”

端木蕻良道:“老师,我准备去广西,欧阳予倩先生请我加入广西艺术馆,专门创作抗战爱国剧目。”

周赫煊也不挽留,说道:“路费不够就去乐怡那里支取。”

1035【老蒋的惊世大作】

1943年的史学界很热闹,不仅周赫煊出了书,吴晗出了书,常凯申也出了一本书。

常凯申出书的时间在三月份,书名叫《中国之命运》,假借历史而论述政治。这本书使用了最好的纸张印刷,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,价钱非常非常便宜。

仅一个月,《中国之命运》就发行15万册,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,销量很快达到了100万册。但国内卖得越多,亏得也就越多,因为都是赔本赚吆喝。

相比国内的亏本,此书的海外版权赚了不少。

毕竟现阶段的中国,属于反法西斯同盟中仅次于美、苏、英的大国。中国领袖常凯申的著作,引起了英美出版商极大兴趣,他们连内容都不看,纷纷花高价购得海外版权。

然后,这些英美出版商就吐血了。

《中国之命运》在英美出版之后,刚开始销量还马马虎虎,但很快便遭到政界、学界和民间的一致批评。因为此书毫不掩饰的表达了独裁和种族主义观点,这些话题在二战期间的英美两国极为敏感。

老蒋本来想著书立说,借此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,却没想到因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坏。

以前英美两国的政客、学者和百姓,本来还因中国顽强抵抗日本侵略,而对常凯申抱有极好的印象。一本《中国之命运》,直接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你是这样的常凯申!

在国内同样如此,共党、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被惊呆了,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老蒋敢写书“自黑”得这么彻底。

学者们看来,《中国之命运》的出版,是老蒋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昏招,甚至比滥发纸币都更让人恶心。滥发纸币、物价非常,还能让人勉强接受,毕竟这是为了抗战而牺牲个人利益,但《中国之命运》就只能让人心寒。

有一种说法是,常凯申凭借一本《中国之命运》,彻底得罪了大部分民主党派和自由人士,将无数爱国者成功推向了共党那边。

闻一多说:“《中国之命运》的出版,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,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,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?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,《中国之命运》公开向五四宣战,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,闻一多最终走上反蒋的道路,就是因为读了《中国之命运》。

而在1942年初,闻一多曾对儿子闻立鹤说:“(常凯申)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,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、化险为夷,人格伟大感人,抗战得此领导,前途光明,胜利有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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