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幕出现后,先生深感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。
他做出了一个决定:让他的妻子投身文化事业,去负责电影拍摄工作。
让家家户户有电视机,在当时的条件下还难以实现。
但让村村通上大喇叭,集中力量办,还是有可能的。
可只有声音,没有画面,宣传效果终究差了一层。
于是,先生想到了电影。
电影集视听于一体,既能对内开启民智,又能对外塑造形象、输出文化的强大工具。
事实上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国的电影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,但整体上是百姓喜闻乐见,且立场、价值观是端正的。
那时的电影,屁股是坐得正的。
后来为何会走样,原因复杂,在此不做深究。
但如何从“喜闻乐见”滑向“人厌狗嫌”,倒能说上一二。
归根结底,很多时候源于一种“不做不错,少做少错”的惰性思维。
于是,电影创作变得刻板、僵化。
人物彻底脸谱化,反派必定穷凶极恶,毫无人性。
正派则必须是完美无瑕的圣人,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。
正邪对决,必定是正义一方以绝对优势一招制敌。
这样拍出来的东西,固然沉闷乏味,不受欢迎,但在某些人看来,却“没有大问题”。
你顶多批评他拍得不好看,是能力问题,却无法指责他犯了思想错误,因为他表面上依然在宣扬“正面价值观”。
“事情没做好”仅仅是能力问题,批评两句也就过去了。
但“事情做错了”,就可能被上纲上线为思想问题。
而从古至今,中外各国,思想问题都是砍头的大问题。
于是,明哲保身之下,大家宁愿混吃等死,也不愿冒险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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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先生让自己的妻子去拍电影,本身就带有破局的意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