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6月。
兴安岭西麓草甸。
太阳还未露头,露水早已被旱气蒸干。
驷马河故道里的砂石已经烫得几乎能煎熟蚂蚱。
王大彪站在驷马河故道的土岗上,手里的铁皮喇叭筒结着层白碱。
那是连日来汗水蒸发的痕迹。
“各队听令!”
他扬起铁皮喇叭筒,喊出的每个字都带着土腥气:
“今日任务:挖通主坝基,每人至少三立方!”
三百名社员从地窝子里鱼贯而出,脚踩在开裂的土地上,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脆响。
打头的是老兵组成的“钢钎班”,每人肩上扛着根碗口粗的木杠,杠头包着铁皮。
中间是清一色的精壮劳力,腰间系着用草绳编的“大力带”,手里的铁锹头磨得薄如刀片。
最后是上了年纪的“后勤组”,推着独轮车,车斗里装着满满当当的窝头,或者水壶。
窝头是炊事班用麸子掺着野菜蒸的。
周维桐夹在人群里,白衬衫早已变成土黄色,胸前别着的钢笔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根削尖的柳木棍。他昨晚用草茎编了个简易的土壤筛子,此刻正挂在脖子上晃荡。
“王科长,”
他追上前面的迷彩服背影,
“砂礓层的硬度超出预期,得调整爆破间距……”
“行!你说咋调酒咋调。”
王大彪头也不回。
正午的日头把砂礓晒得发烫。
周来顺的虎口被震得发麻,低头看时,镐头刃口已卷成麻花状。
“这哪儿是挖土,分明是跟石头打架!”
他骂骂咧咧地从腰间扯下酒葫芦。
却发现里面只剩半口盐碱水,仰头灌下时,喉结滚动的声音盖过了镐头撞击声。
周维桐蹲在测量标杆旁,用柳木棍戳了戳脚边的土块。
表面的浮土下,是层叠的砂礓石,小的如拳头,大的似磨盘,彼此嵌得密不透风。
他摸出用牙膏皮卷的土壤湿度计,插进石缝里。
三分钟后,纸条仍干燥如初。
“渗透系数超过8米天。”
他对身旁的王大彪说,“必须全部挖除,换填黏土。”
王大彪盯着周维桐磨破的袖口,那里露出半截烧伤的疤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