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,这种看似“事不关己”的淡定,其底层恰恰是华兴经过多年锤炼形成的强大“制度自信”。
员工们相信,无论顶层如何设计,公司成熟的IPD(集成产品开发)、LTC(线索到回款)、ITR(问题到解决)等流程体系能够保障业务的正常运行;
他们相信以责任结果为导向的绩效文化不会轻易改变;
他们相信公司的“以奋斗者为本”的价值分配理念能够得到贯彻。
这种对组织系统的深度信任,是华兴能够经受住任何顶层风暴冲击的压舱石。
几乎在总部消息传出的同时,越洋电话和邮件就塞满了总部各对外接口部门的信箱。
欧洲地区部总裁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徐平办公室。
被告知徐总在开会后,又转到了对应的协调部门:
“新的轮值制度下,我们与欧洲本土大T(电信运营商)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,审批权限是在常董会还是战略委员会?
我们需要提前做好预案,这些客户的决策周期很长,不能因为我们的内部流程变化而影响签约。”
北美代表处的负责人则更加焦虑,他的信息充满了危机感:
“在这个敏感时期,任何治理结构的变动都可能被西方媒体和政客恶意解读为‘内部控制不稳’或‘为应对制裁做准备’。
总部必须提供一套滴水不漏的统一说辞和应对预案,我们需要立刻对关键客户和合作伙伴进行预沟通,不能等到公告发布!”
东南亚、拉美、非洲等地区的负责人,反应相对平和,但也在积极评估影响。
他们在内部会议上讨论:
“新的轮值董事长中,谁更重视新兴市场?
我们的资源申请报告是否需要调整侧重点以适应新的决策层偏好?”
“本地化创新的自主权是会扩大还是收缩?”
一时间,总部战略部、市场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财务部等几乎所有职能部门,都接到了来自海外分支的问询。
一场全球性的内部沟通和安抚工作迅速展开。
各部门协同作战,准备材料,统一口径,强调变革的积极意义和连续性,以稳定全球军心,确保业务不因总部变革而受到扰动。
在这场波及全公司的震荡中,董事长办公室、集团秘书处、人力资源委员会、财务委员会等支撑部门,如同航母的引擎室,在公众视野之外开始了极限运转。
郑非的秘书团队变成了最高效的调度中心。
他们密集地安排着一对一的沟通会,确保每一位核心高管都能与郑非或徐平进行深入交流,透彻理解改革背后的深意,化解潜在的抵触情绪。
集团秘书处则都快成了“立法”机构。
大量的律师、秘书官熬夜奋战,字斟句酌地修订《华兴公司治理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授权管理规定》等根本大法。
每一个条款的修改都关乎未来数年的权力运行,必须既体现改革精神,又确保合法合规,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