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委书记于伟正直接说道:“永林市长,您的意思是现在所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就业问题?”
齐永林笑着摇了摇头,将手中的筷子轻轻搁在碟边,拿起温热的毛巾擦了擦嘴角,动作从容不迫。他身体微微后仰,靠在椅背上,目光扫过于伟正和张庆合,带着几分领导看待下属的宽容笑意。
“伟正啊,你们这些政工出身的干部啊,”齐永林的声音不高,却带着一种历经沧桑的沉稳,“就喜欢咬文嚼字,总喜欢啊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。”他想了想,仿佛在寻找最贴切的表述,“其实啊,剥去所有外在的包装,经济活动的本质,或者说人类社会最基础、最核心的矛盾,从来就只有两个:一是生存,二是发展。生存是前提,发展是延续。市场经济也好,计划经济也罢,都是手段,是工具,目的是为了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。”
他端起酒杯,却没有喝,只是看着杯中微微晃动的酒液,继续深入浅出地阐述:“计划经济就是卷分配,更侧重于‘分蛋糕’,讲究的是公平分配,确保大家都能活下去,这是解决生存问题的一种尝试。而市场经济就是卷生产,更侧重于‘把蛋糕做大’,强调的是效率,是激发活力,这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路径。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,转向以市场经济为主,不是说分配不重要了,而是认识到,当蛋糕太小的时候,无论怎么分,大家都难以吃饱,更谈不上吃好。只有先把蛋糕做大了,才有资格谈更公平、更合理的分配嘛。”
于伟正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慢慢点燃一支烟,深吸了一口,烟雾缓缓吐出。他听着齐永林的侃侃而谈,内心确实受到触动。
作为市委书记,他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,但齐永林这番提纲挈领的概括,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一下子提升到了哲学层面,视野开阔,逻辑清晰。他不禁暗自感慨,齐永林不愧是名牌大学经济系出来的高材生,理论功底扎实,对政策的理解远超常人。自己虽然也在努力学习经济工作,但很多时候确实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,抓不住最本质的规律。齐永林寥寥数语,仿佛拨云见日,将上层设计的深层逻辑和长远考量揭示得清晰透彻。
于伟正与身旁的张庆合交换了一个眼神,两人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感慨。张庆合端起酒杯,于伟正也默契地举杯,两人轻轻一碰,都没有说话,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这一杯酒,像是无声的共识,既是对齐永林真知灼见的敬佩,也夹杂着一丝对自身知识结构短板的清醒认识,甚至还有对这位即将离开的搭档复杂才华的惜别之情。
齐永林又是几杯酒下肚,言辞间也少了几分平日的拘谨,多了几分直抒胸臆的酣畅。他夹起一筷子清炒豆芽,边吃边说:“我们总讲为人民服务、为群众服务,口号喊得震天响。其实啊,说一千道一万,最根本、最朴素的,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饱饭、穿暖衣,过上安稳日子。回看历史,为什么几千年来社会总是治乱循环,动荡不安?归根结底,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最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。但是,这几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,普通群众都能吃饱饭的问题,是极有可能被彻底解决的,翻看五千年的历史,这是第一次啊。”
他放下筷子,目光变得深远起来:“所以我说,当前我们最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,就是这个‘发展问题’。当然,我说的‘吃饭和生存’,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填饱肚子,而是泛指最基本的生活保障、生存尊严和发展机会。说到底,还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了,创造的财富总量有限。”
张庆合深有同感地点点头,接口道:“永林市长这话说到根子上了。真正的生产力大解放,确确实实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年才发生的事情。回想五六十年代,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?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,吃不上个白面馍馍,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啊。”
“是啊,”齐永林叹了口气,语气带着历史的反思,“但是,我们也要承认,改革开放初期,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,步子迈得有点急,或者说,缺乏经验,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比如重复建设、投机倒把、资源浪费、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等。因为我们以前没搞过市场经济,很多东西都在‘摸着石头过河’,难免踩坑、交学费。”他话锋一转,语气变得坚定,“所以,高层现在提出要治理整顿,深化改革开放,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,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。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,恰恰相反,这是为了纠正前期探索中出现的偏差,把方向摆得更正,把基础打得更牢。只有方向对了,底盘稳了,将来才能更好地踩油门,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。不然的话,如果沿着有偏差的道路一路狂奔,等到问题积重难返,那时候再想调整,代价将是难以想象的,我们可能承受不起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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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永林又就宏观调控的必要性、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等问题,深入浅出地谈了十多分钟。他结合东原市的实际,分析了当前部分国企经营困难、乡镇企业发展瓶颈等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,并预测了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。
于伟正听着齐永林系统性的分析和富有前瞻性的判断,内心受到的震撼一波接着一波。他作为曾经的组织部干部,虽然和齐永林在同一个班子共事多年,开过无数次会议,但像今天这样,听到齐永林如此坦诚、如此深入地剖析经济问题、阐述施政理念,还是第一次。这让他对这位即将离任的前任市长有了全新的、更深刻的认识。原来在他沉稳甚至有些低调的外表下,竟藏着如此缜密的经济思维和开阔的政策视野。
齐永林再次端起酒杯,面色微红,语气诚恳地说道:“于书记、张市长啊,说句心里话,你们两位领导,我老齐都很佩服。”他顿了顿,目光在于伟正和张庆合脸上停留片刻,“你们两个,都是极为勤奋、极为务实的领导。啊,包括之前的钟毅书记,包括周鸿基秘书长,都是心里装着群众、踏实干事的好干部。这一点,我担任市长的时候,和你们比起来,在某些方面确实自愧不如。我和你们相比,有很大的差距。”
于伟正笑着摆了摆手,语气真诚:“永林,你这就太谦虚了。你担任市长期间,正是咱们东原打基础、谋发展的关键时期,很多工作都开创了新局面,成绩有目共睹。可以说,那是东原发展最好的阶段之一。”
齐永林笑了笑,带着点实事求是的分析口吻:“从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来看,我那几年和庆合市长现在主持政府工作时期,确实不相上下,都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。不过,我占了两点便宜:第一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大环境比较宽松的好时机,第二嘛,”他略显得意地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,“在经济工作的具体谋划和提前布局上,我可能稍微多动了一点脑筋,抓住了一些机遇。”
他马上又用指关节敲了敲桌面,补充强调道:“当然,在咱们这体制下,干任何工作,首要的还是吃透政策、紧跟政策。政策才是决定一个地区、一个企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。脱离了政策轨道,能力再强也寸步难行。”
于伟正非常认同地点了点头,说道:“这是至理名言。脱离了政策谈发展,那就是无头的苍蝇,盲目乱窜,不仅事倍功半,还可能犯方向性错误。”
齐永林今天兴致很高,话里带着老领导即将离任、不吐不快的直率,也带着几分点拨的意味:“伟正,庆合市长年纪到了,马上就要退休,有些话我就不当着他的面多说了。单说你,于书记。你认为,管理咱们东原这么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市,光靠你个人呕心沥血、昼夜操劳,能解决多少问题呢?”
他自问自答,语气肯定:“做领导,特别是做主要领导干部,关键不在于自己事必躬亲,而在于如何把班子带好,把队伍盘活,把下面各级干部的积极性、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!怎么调动?我觉得,以前财政局局长罗明义有个观点虽然直白,但很有道理,那就是要让干部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。你不解决干部的实际困难,不让他们看到希望、得到实惠,他们怎么能有持久的动力去为地区发展拼命?”
齐永林越说越深入:“干部也是人,也有家庭,也要生活,也希望过上体面、有尊严的日子。如果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普遍清贫,生活拮据,那他们怎么能有充沛的精力去谋划发展、服务群众?又怎么能抵挡住那些不正当利益的诱惑?我这不是提倡‘高薪养廉’那个说法,我是主张,应该让我们的干部,特别是那些踏实干事、做出贡献的干部,能够通过合法的收入,过上相对体面、安稳的生活。这本身就能解决很多潜在的矛盾和问题,能让他们更专注于工作。所以啊,两位领导,眼光要放长远,要从制度建设层面,从激励机制层面,去谋划如何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。这才是治本之策。”
张庆合一直非常认可齐永林的经济工作思路和务实风格。今天听了齐永林这番关于干部激励与地方治理关系的深入阐述,内心更是感触良多,确实有种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的豁然开朗之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