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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部分（第2页）

从此，我将活下去！永远地活下去！

活在世界的生命里！活在人类的心上！！

这个时候，我已经欠公寓一个多月的房租了。

在地下室，欠一两个月房租的“伙计”不在少数。

我跟公寓管理人员说，我的稿费还没发下来，等发下来了我马上交。

管理人员倒也没有难为我，说，你欠一下可以，但不能占着上一层的好房间，这样吧，你搬到下面一层去住。

我被迫搬了“家”。

上面一层尚能见到一丝半缕的阳光，下一层的新“家”，则纯粹是“暗无天日”，不点电灯就完全伸手不见五指。

由于通风不良，下面一层许多房间很是潮湿，我一搬下来，就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霉味。

没几天，我的被子就湿了。

隔三差五，我就得晒一次被褥。

屋里没有自然光，我常常睡得昏天黑地，不知是白昼还是夜晚。

就是这样黑牢式的房间，我也只住了一个月。

我的文章上了《北京晨报》……

一个月后，管理人员见我还交不了房租，就卷走了我的铺盖。

我从外面回到宿舍，见到空空如也的床板，目瞪口呆。

没办法，我只得在地下室蹭床睡——今天和这个朋友合睡一晚，明天和那个朋友合睡一夜。

有一天晚上，被查夜的管理人员撞见了：沙漠舟，你还不走，在这里磨蹭干嘛？

然后，他警告收留我睡觉的朋友：再让别人睡你的床，你就给我搬走。

公寓的一条规定是：任何房客不得收留外人过夜。

欠了两个多月房租被卷了铺盖的我，已经是地下室的“非法居民”。

为了不连累朋友，我再不敢蹭朋友的床了。

有时，我上北京科技大学的通宵教室去看书，困了便趴在桌子上眯上一会，直到天亮。

有时，我就在地下室我原来住的房间里，坐在书桌前苦熬到天明。

那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，我不知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……

又一个苦熬的长夜将尽时，我给同乡作家王宏甲写了一封信，信上我说：

“我实在无床可睡了……”

从1999年到北京，此后的几年间，我的姐姐们从未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（我偶尔给二姐三姐打）。

即使是在身无分文饿着肚子的日子里，我也不愿向她们开口——我怕开口了，她们说“没有”更让我伤心。

倘若哥哥大水活着，他绝不会让我饿上一回肚子。

可是，大水不在这个世界了……

11月8日晨，我熬过一个通宵后，想到外面喝一碗豆浆。

在地大门口，以前卖报的一个同事刘大姐拉住了我。

沙漠舟，昨天你发在晨报上的那篇文章我看了，边看边流眼泪；我还叫了我儿子来看，说你看人家叔叔这么艰难还这么上进，你更应该好好学习……

我这时才知道，自己投给《北京晨报》的那篇文章已经发表了。

早在两三个月前，友人梅晓芳就说，一定要把我给“推”出去。

他见我不肯动笔写，就自己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告文学。

我看后，觉得不能完全写出我的“风采”，于是，以梅晓芳的身份写了一篇《卖报诗人与命运同行》，投给了《北京晨报》总编张雅宾。

张总编把稿件转给了一位名叫佟奉燕的编辑。

佟编辑给我发了一份特快专递，把我约到了报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