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们口中的‘规矩’,正在吃人。”他声音不高,却如钟鸣,“我不是来毁传统的,我是来问??传统若不能护弱,还能叫传统吗?”
族老们面面相觑。最终,最年长者颤巍巍起身,取下墙上悬挂的《朱子家训》,轻轻放在桌上:“或许……我们也该听听外面的声音了。”
春寒料峭,万物复苏之际,一场新的风暴悄然酝酿。
京城传来消息:一批年轻官员联合上奏,提出“新政反思案”,主张设立“民意验证司”,要求所有重大政策施行前,必须经过至少三个月的民间听证与反馈期,并由独立学团评估社会承受力。奏章署名首位,竟是曾激烈反对信火的礼部侍郎王缙。
林知微读罢,不禁莞尔:“连敌人也开始用我们的语言说话了。”
陈文昭却皱眉:“可他们删去了‘民众有权发起议题’这一条。他们的‘听证’,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,而非自下而上的觉醒。”
林知微点头:“所以我们要让‘发起权’落地。今年‘静听日’,不只要听,还要教??教普通人如何提问,如何组织诉求,如何用文字、图画、甚至歌谣表达自己。”
于是,那个春天,信火派出五十支“启蒙小队”,深入偏远之地。他们不带典籍,不设讲台,只带纸笔、墨盒、木刻板,教农妇写字,帮盲人录音,替孩童编童谣。一首《十问歌》由此诞生,传唱南北:
>一问粮价为何涨?
>二问娃娃几时上学堂?
>三问娘亲病了谁管?
>四问工钱何时到账上?
>……
>十问天下公道在何方?
这首歌被绣在布幡上,挂在集市街头;被刻成竹片,随商旅流传;甚至有戏班将其编成皮影戏,在庙会演出时万人空巷。
然而,光明前行之处,阴影亦随之滋生。
六月某夜,书院突遭纵火。火势不大,仅焚毁东厢档案室,但藏therein的三百余份原始《民声录》手稿付之一炬。现场留下一块焦木,刻着两个字:“止语”。
林知微站在废墟前,面色平静。她拾起一片残纸,上面尚可见“愿有田可耕”五字,边缘已被火焰吞噬。
“他们在怕。”她说,“怕这些看似卑微的声音,终将汇成洪流。”
小禾蹲在地上,用炭笔一笔一画描摹那些残缺的文字,像在拼凑破碎的灵魂。她忽然抬头:“奶奶,如果我们不写下来呢?如果……我们把它们唱出来、演出来、种在地里呢?”
林知微一怔,随即大笑。
三天后,信火启动“火种计划”:不再依赖纸张,而是将《民声录》内容转化为多种形式传播。
-在江西,农民将诉求编成山歌,插秧时齐声高唱;
-在四川,匠人将问题刻于陶罐,埋入新屋地基,称“留给子孙的遗言”;
-在福建,渔民把关键条款绘于船帆,出海时迎风招展,谓之“水上宪章”。
更有甚者,一位盲眼老琴师谱出《民声十三调》,以不同曲调代表不同诉求:哀调诉冤,急调求速办,平调议公平……此曲传入宫中,赵允熙闻之泣下,命乐师习之,曰:“此后朝会之前,必奏此调,以警君心。”
秋分时节,新一轮“反诘日”如期举行。此次地点不在书院,而在京城广场。百姓可自由登台,向官员提问。太子亲自主持,承诺“每问必答,三日内公示回应”。
首日,一位老农登台,问:“为何良种补贴发到县里就没了?”
户部尚书当场查账,次日公布贪腐县令名单,革职查办。
第二日,一女工问:“同工为何不同酬?”
工部当即宣布试点薪酬透明制。
第三日,孩童问:“学校为何没有厕所?”
礼部羞愧,拨专款改建千所乡村学堂。
七日之后,参与人数逾万,提问达三千余条。其中八成问题得到实质性回应。民间谚语悄然更易:
>“从前是‘天高皇帝远’,如今是‘话出口,官回头’。”
而陈文昭全程列席,不做一言,只在笔记本上默默记录。最后一日,他主动登台,面对万人,深深一揖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