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时,一个“黄牛”悄悄把我拉到门外,说,兄弟,我们帮你搞上车。
多少钱?
500。
我想了想,罢了,正常托运的话,费用肯定高过这个数(我事先计算过),最主要的是,菌种怕高温,一天也不能再拖了……
行,500就500!
那个“黄牛”一招手,闪过来五六个人,将七大箱菌种一人一箱拎着就走。
我忐忑不安地跟在他们后面,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“下场”。
这些专吃铁路饭的黄牛们,竟然从货运通道大摇大摆地进了车站,找到了开往辽宁方向的那辆列车。
他们先上车跟乘务员“谈判”,然后把我的东西全部拎了上去,我给了他们500元。
领头的那个“黄牛”死活又向我要了一百块钱,说,刚才给了乘务员一点“意思”,他会帮你打“掩护”。
不愧是乘警长,警惕性还真高!
整列火车,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乘客。
乘务员把我的七大箱菌种分散放在不同的位置,还把其中的三箱“藏”在了不知何处。
如果有检查的,你别说这些东西是你的,记住!乘务员叮嘱我。
一个半小时后,火车离开了上海。
在火车上,我遭遇了“惊险”的一幕。
由于开着空调,冷气使我感到了身上的单薄,便在衬衫外面套上了一件旧西装(这还是凌霄多年前送给我的)。
由于连日的奔波,我头发蓬乱,胡子拉碴,一脸憔悴。
偏偏我的那件衬衫又太长,西装又太短,“长装短套”,样子颇为滑稽。
加上我个子矮,驼背,我这从头到脚的奇特的“光辉形象”就格外引人注目。
有一回,我上厕所,一名乘警在厕所门口拦住了我,问,有车票吗?
仔细看了我的车票后,他走了。
回到座位后,不久,乘警长出现在车厢里。
我不知道,乘警长是不是那位乘警招来的。
乘警长竟然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
不愧是乘警长,警惕性还真高!
我竭力使自己自然起来,一一回答了乘警长的盘问。
乘警长看了我的车票,我还给他看了刊登我文章的那张《北京晨报》。
那个心中有鬼的乘务员吓坏了。
他拿了两包红塔山,不露声色地放在了乘警长面前。
乘警长没问出什么破绽,抓起面前的两包红塔山,走了。
好险哪!
由南到北,30多个小时,我和“走私”的菌种一起,抵达了一个陌生的地方——辽宁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