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在唐高宗一朝,关于是否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后的较量中,实际是关陇集团的长孙无忌、于志宁和褚遂良‘废后反对派’和山东人李积(徐懋功)为代表的‘废后赞成派’的博弈。最后以山东人胜出。
不过总体上还是关陇集团占优,山东集团处于劣势。
安史之乱的根本动因就是山东士族豪族对关陇贵族的挑战。叛乱的支持者们希望通过改朝换代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影响力,而安禄山只是他们利用的工具。即使没有安禄山,其他人也会站出来领导叛乱。
安史之乱实质上是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之间利益争夺的结果,这场叛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唐朝彻底失去了对河北山东地区的管控能力。
不过总体而言,唐朝还是兼容并包的,地域歧视不算严重。
到了宋朝,官方的地域歧视就很明显了。大宋开国所用将相几乎都是北方人,宋太祖赵匡胤甚至说‘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、内臣主兵。’
宋家王朝说到做到,开国五十年内无南人位列宰辅。宰相王旦満退韭砉庠多次公开批评南方人狡猾和轻率,认为南方人不适合担任重要职务。
大宋帝国开科,江南士子虽倾力投入,但‘天圣以前,选用人才,多取北人,……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。’
北宋后期,北人反有沈抑之叹’,这是因为江南经过隋唐五代数百年的开发,国家的经济重心已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,加上北方战乱频繁,北人大批南迁,令江南人口稠密、物象繁华。北宋统一南方之时,南方人口已两倍于北方。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,朝廷不得不考虑提升南人政治地位,并意识到南方士林爱好文学的习气更符合偃武修文的帝国国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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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此,朝廷任命宰相再也不地域歧视,任宰相的南方人逐渐增多,以至于很快超过了北方,而到了南宋则发生180度的大逆转,宰相凡六十二人,其中南人竟五十六人,北人仅有可怜的六人。
绍兴和议之后,南宋政局逐渐安定下来,对于北方来投奔者,朝廷普遍呼为‘归正’,欢迎但不可大用,能文能武的辛弃疾便成为这种地域歧视的受害者。
这些颠沛流离的北人,怀着国仇家恨,欲助宋室反攻,但备受歧视多郁郁而终。风水轮流转,南人开始歧视北人了,宋太祖定下的‘国策’竟被翻转。
可南宋却为这种地域歧视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
陕州凤翔人刘整曾投宋抗金,因积累战功成为驻守边防四川的猛将,然而他的性格有些桀骜不驯,又是‘归正人了,因此遭到其他宋室宿将夏贵、高达、王坚等人的歧视和嫉恨。
宝佑六年(1258),蒙哥汗率十万大军攻四川,刘整在卫城泸州坚守,但蒙哥在四川钓鱼城被射死,蒙军被迫撤退后,他仅被评为下等功。
景定二年(1261),刘整被政治陷害,在投诉无门下,为了活命,他率军投降蒙古大汗忽必烈,并为忽必烈献上灭亡南宋之计。
刘整认为要灭亡南宋,首先就得攻入襄阳,撕开宋军的长江防线。
襄阳,位于长江北岸,是连接四川、京湖两大战场的咽喉要地。夺取襄阳,蒙古就可以将南宋军队分割包围,四川、京湖两大战场被孤立,不能相互支援,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。
此外,夺取襄阳,蒙古就可以顺江而下,武昌、南京必然守不住,京师临安也必然不保。
本来对灭亡南宋失去了信心的忽必烈‘满血复活’,他采纳刘整的建议,并将其付诸行动。
至元七年(1270),刘整替蒙元造良舰、练水师,并与征南大元帅伯颜围攻襄阳。
襄阳之战是决定南宋命运的关键一战,襄阳之战之后,南宋没有几年便迅速的败亡了,到至元十六年(公元1279年),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,南宋便亡了。
可以说,宋元战争后期的关键决策人物,不是伯颜,而是这个被地域歧视和迫害而降元的刘整。”
趁着排队进高速,许仙转头看向认真倾听着的李大美人,微笑道:“寒山问曰:‘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,该如何处之乎?’
拾得答曰:‘只需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、再待几年,你且看他。’
刘整倒好,世人辱我欺我,我亡其国。
因为地域歧视而亡了国,南宋也是够自作自受的。”
李红妆满眼星星的看着男人,道:“听你如数家珍的样子,我觉得像是在听大学历史老师讲课。我以后就叫你许老师好了。”
亲密恋人之间不是都应该有一个专属的昵称吗?
许仙脸上露出一抹坏笑,意味深长道:“李同学,今晚老师我一定给你好好上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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